【大逃亡】
   ――關于一個古國的滅亡與再生
　　明洪武定鼎的第二年（1369），由太祖朱元璋御筆圈定的新行政建置方案正式向全國頒布：隆慈利州為縣，置大庸縣。縣治仍沿襲原慈利州治即十三都之大庸溪。
   “大庸”，一個被歷史遺忘了的古老名字，第一次作為縣名進入史冊。
　　此后，本土即以“大庸”及“永定”兩名交錯出現。
　　民國三年（1914），孫中山下令改永定縣為大庸縣。直到1994年更名為張家界市后，輝煌了625年的“大庸”二字再次封存于歷史的冰柜之中。
　　這是一個千古之謎。
　　以“大庸”作地名，最早見于元至治元年（1321），人們把大庸溪入澧水交匯處叫“大庸口”清道光《永定縣志》載有劉國道鑄造的靈順祠鐘款上即鐫有“大元荊湖北道澧州路慈姑山十三都大庸口”等字樣。
　　我們的先人為一個行政單位命名，是十分注重歷史、文脈、地域特色和時代意義的。比如，三國吳景帝永安六年（263）置天門郡，就是因為天門再次大面積崩塌，皇帝孫休震懾于大自然的不可知而作出的反應；晉太康四年（283）將充縣改名臨澧縣，則是因了屈原反復吟唱澧水而命名的；北周建德四年（575）置北衡州，又置崇義縣，崇義之“崇”，即取“天國崇山”大名。此為崇州，晉升了一級，足見改名者的學問與眼力之不一般。
　　那么，“大庸”之名典從何來？
　　公元前1066年（一說前1027年，即周武王十一年）周武王經過數年聚養生息，認為向腐朽暴虐的商紂王宣戰的時機已到，于是聯合華夏各地大小八百諸侯在孟津（今河南孟津）誓師。分布在西北、西南和長江、漢水流域的一些氏族、方國的人馬，特別是以作戰勇銳著稱的“巴師八國”也聞風前來助戰。這八國是：庸、蜀、羌茅、微、盧、彭、濮。（《尚書·牧誓》）
　　中國人類歷史上最古老、最偉大的冷兵器之戰在朝歌南郊牧野（今河南淇縣南70里）展開。
　　后人已經用史詩歌頌了這山搖地動、改朝換代的血戰場面。而史家們卻把眼球注視到那支“前歌后舞”的蠻夷部隊。孔安國說：這八支勁旅，“皆蠻夷戒狄也”。孔穎達在《疏》中對八國所處方位作了簡要說明：除庸國位處鄂、豫、陜邊外，余七國均在蜀地：“漢世西南之夷，蜀名為大，蜀夷有名叟者；羌在蜀之西；茅、微在巴蜀者，在蜀之東偏；盧、彭在蜀之西北；濮在江漢之南。”
　　庸國，古稱“上庸”，是一個古老的民族部落，興起于湖北竹山一帶，今十偃市即為國都，處鄂、豫、陜邊界，其西達于鄂西施州一帶，輝煌時期，曾為地跨峽江南北的大國，故八師八國伐殷，庸為八國之首。
　　公元前611年秋，楚國大饑，庸國人乘機率群蠻叛楚，聯合今湖南芷江、沅陵以北的百濮人集結于湖北枝城一帶，擬攻楚國，楚國遂聯合秦人、巴人反擊庸人，庸國滅亡。國破之日，秦楚巴聯軍大開殺戒，幸免于難的王室貴族、軍人百姓無以立足，只好背井離鄉，四散逃命。其中主體隊伍約數萬人分兩路向澧水靠攏，一路跨長江、過清江、越五峰、進桑植；一路則跨長江、入洞庭、逆澧水，經過長大幾年的艱難跋涉，雙雙來到天門山下的澧水平原會合并乘勢擊敗當地土著部落（今土家人及部分濮人、巴人）。后經過與土著談判，土著愿意讓出今大庸溪、后坪、西溪坪等一大片土地，這支落難國民才得以落腳。為了紀念自己的祖國，庸人們遂把澧水交匯的河流命名為“大庸溪”，把那一片平原，叫“大庸坪”（今玉皇洞前大庸溪平原）。同時，完善國家機器，建立了“大庸國”（一名“下庸國”，與竹山“上庸”相區分）。據考，大庸國的都城就在今大庸溪與澧水交界處的金三角平原，傳今大庸溪關廟即為古城之中心。
　　關于建大庸國，苗族史家另一有一說：“九熊后裔到崇山后，叫濮人，建立大庸國，后叫苗民，建立歡兜國，再后叫南蠻。”（《湘西苗族》載《吉首大學為學報》1982年第3期）
　　據考證，屈原《離騷》中“聯皇考曰伯庸”，是說他的父輩就是庸國君長。楚國　姓王族，來自百越，楚國基本群眾即是庸人、濮人和巴人。而且，庸國也有大量難民遷入中原，建立鄘國。楚國在兼并了庸國之后，一下變得強大起來，成了與秦國相伯仲的強國。故史有“亡秦必楚”之說。
　　那么，滅亡了的上庸國最后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？公元前304年，秦王與楚王結盟于黃棘，秦將占領的的上庸歸還給楚。公元前280年，司馬錯發隴西卒攻楚。大破黔中（今沅陵），楚只好又將漢北上庸地獻給秦以罷兵，惟有偏安一隅的“下庸國”一如深隱“世外桃源”，與當地土家人共同開創澧水文化，創造了燦爛的大庸文明。
　　清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太平天國義軍首領石達開率軍取道大庸入川時，感其當地民風古樸，一如化外之國，十分驚奇，嘆曰：“大庸，古庸國是也。”